短记

可能听起来还是有点傻，但是却是正确的处事之道。用一颗平常心去看待将要面对的挑战和走过的经历，会让它们变得简单。
虽然达不到心如止水的佛的境界，却将其作为自己的目标。我不要多么多么好，至少不让遗憾掩盖自己的生活，就好了。

回首大清之灭亡

是谁成就了99年前的一场谋逆？
大清国是一个奇怪的存在。虽然在清政府的心中，自己都是外族；但是和蒙古不一样的是，清政府真正去和中国融合，以致于自己的语言，文字都到如今都没有了。清政府的皇帝，也并不只是将自己当成满人的王而已。其对于儒家文化的宣扬，并不弱于前朝。也就是说，200多年的统治，并不是简单的暴力与压迫可以简单的实现的。诚然，康乾盛世并非如此的完美，至少也证明了，这个政府在努力。
尤其令人感动的是他的君主。在大清入关的200多年历史上，有过十位帝王（顺治-宣统）。他们的在位年限有长有短，可是比之前朝最大的不同是，虽然并不是人人都像康熙那样贤能，你却找不到一位昏庸无能的皇帝。这样的政府，便是一个自然是很理想的——他最大的缺陷是他的血统。
清政府经历了各种风雨，却最终在1911年的武昌起义中没有挺过去。据史实记载，10月10日，武昌发生起义；不久南方11省宣布脱离大清而独立。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1912年2月12日，溥仪宣布退位。持续了267年（1644——1911）年的清国便结束了。其风雨与伟绩，此处不提，单说为何，清会这样的灭亡。
灭亡了的大清，受到的待遇虽然不算好，但比起前朝的种种惨状，已经很不错了。溥仪仍居于紫禁城，虽然毫无实权，却每年有四百万两白银的俸禄。（当然，动乱的民国政府没有几次按时发放过）1917年有过复辟，然而只坚持了12天；溥仪其实已懂事，其后便一心复国。1932年经天津，到东北，继续自己的满洲国皇帝。其后到1945年被苏军所灭。
困惑我的是，清政府面对着帝国主义，没有真正沦为殖民地。当太平天国从1853年轰轰烈烈的起来以后，他也挺了过来，并且最终将洪秀全，石达开等人一一击败。却为何轻易地败给了孙中山之流的革命者们？
1. 西方新思想的传入。不管民主，共和这些思想对于民众有多好，对于一个旧时代过来的政府来说都是毒瘤。人人平等，天赋人权这些东西是古老中国没有见过的东西，也埋下了大清灭亡的炸弹！清政府对于西方的东西，反应本身就出了矛盾。一方面，引入西方科技，建造新式武器，派送流学生，翻译西方科技；而思想本身还没有反应过来，仍然用着传统儒家思想治国。不同的思想，是灭亡之基。因为他自己，没有对民众会有的反应做好准备。中西结合不是不可以，只是需要时间。当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以后，政治上却很难有改变。就算有改变，也改的太慢了。
2. 甲午战败是清政府灭亡的原因之一，而且是很重要的原因。如果说近代中国人有仇日情绪，这完全可以理解。本来的清政府在自己中体西用的道路上走得好好的，这一切却都毁在了一场战争上面。不错，洋务运动本身是有问题，但是它本身只是一次尝试，一次走向富强的尝试，自然会有内在败因。然而比之于同时发生的明治维新，并不见得就差！日本为何会走向军国主义，其一诱因便是内部思想并未改变。甲午战败，很大程度上是日本的冒进；而当时的领袖李鸿章却完全对于日本国内没有了解，对于国际形势也没有分析。自然的，当时亚洲排行第一的北洋舰队败在了设备甚至不如自己的日本手里。而清政府的在对日的判断错误，又一次激起了国人的不满。一个可以派兵驻扎别国的军队，竟然让日军轻易抵达旅顺进行屠杀。而《马关条约》成就了日本，2.3亿的白银使得日本经济迅速起飞，台湾殖民地也为本国提供了原材料；中国惨了，这一战，打灭了大多数知识分子对于清政府的信心。可悲的说，近代日本的发展，便是一次又一次吸自己弱邻的血。
3. 下一个，便是戊戌变法。如果说甲午战争打开了一个盒子，那么这个潘多拉的盒子，就是戊戌变法吧。战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公车上书，要求引入西方政治体制，即君主立宪。这个变法失败了，可是却让国人看到了清政府的底线——他是不会放弃自己手中的权力的。（如果从思想进步上看来，这一条已经超越了日本。日本当时还没有实行君主立宪，至少天皇权力还是很大的）然而，当十年以后，大清真正颁布了自己的《钦定宪法大纲》时，再也没有人对之有任何信心了——你来的太晚了。当顽固派真正愿意与改革派谈论天下时，人民相信的却已经是革命派了。有这样的政府，这样的国民，自然会有之百年哀痛。
4. 儒家思想是困死中国的最后一道墙，不错。本来中国人在西方都在沉睡时，已经是雄狮了；只是儒家这种懦弱的思想，却让他止步不前。不错，就该叫懦家。可是他的力量，却丝毫不可小觑。毕竟，这是传统知识分子的命根子。可是，清政府再蠢，也不至于在1905年公然宣称废除科举制度。不错，你可以引入西方思想，可以引入西方的教育，可是没人跟你说一定要砸了天下人的饭碗，损了天下读书人的面子。你头一个说孔子没用，置全天下读书人于何地？看看当今中国，就成熟多了。如今连西方的各种思想都来了，大学里也说什么后存在主义；人家共产党不还是说毛泽东思想好，阶级斗争没错吗？你倒好，读书人还没死心呢，你先死心了？
5. 可能你会觉得废除科举没有什么，不如大家都去上大学吧。其实不然。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政府机构、规模比起现在都很小，而且其经济、政策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汉人大地主们。试想，清政府剿灭太平天国靠的是什么？此时的大清，自己的正规军已经彻底不行了。当时的八旗，早已名存实亡（康熙如果知道汉化会化成这个懦弱的样子，早就不该跟着老子入关），不说骑射了，马估计都不会骑了。而大清所依靠的，便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样一群人，他们不仅仅进行洋务运动。说起来，剿灭太平军，才是其最大贡献之一。之后，团练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政府军主力——这不是笑话嘛！人家连正规军都算不上。聂士成、丁汝昌、邓世昌，这些都是淮军。而甲午战后，清政府则依赖新军——就是袁世凯。一个政府，没有自己的经济，没有可以放心使用的军队，政治上国人天天觉得不如西方。岂会不亡？
6. 不说大清蠢嘛，连最起码的真理部都没有，也没有自己的日人民报。甲午战争的惨状就这么摆在那，哪个柿油党想怎么吼就能怎么吼。义和拳甚至于都能到处发传单，对于一个独裁政府来说，这种事情实在太恐怖了。
7. 其实，大清的灭亡，在于太在乎自己的尊严。国得以存，第一条就是要向列宁那样，不要脸。当开始和西方平起平坐时，这便已经是丧权辱国了——当年你们都是来朝拜我的。于是乎，今天跟西方签了合约，明天又引导国民反帝爱国。最蠢的是竟然让一群山东义和拳杀到北京闹事，义和拳一群混蛋知道个屁。你这样闹，你说西方人还怎么做生意？于是乎，打。到最后倒好，清政府又警醒了，开始剿灭义和拳——这其实是一招好棋，可是已经太晚了；人家列强自己的军队来了，你再剿灭。你到底向着哪边？你是代表人民，还是代表我！这样的摇摆不定，一会想着自己的国民，一会想着列祖列宗，自然让各大列强觉得不够顺手——想换人。
8. 南方11省独立又怎么样？就算汉人都独立，大清应该还是有关外啊！可惜关外成了汉人的天下，皇帝们从来没有像元朝那样为自己留退路。大清的灭亡，不在革命党，关键人物似乎是袁世凯。袁世凯手握天下新军，如果要维护清政府，岂不易如反掌。他可以在4年后轻松地击败护国军，为何不愿灭了武昌的叛乱者？在就在于他自己要做代理人。有人说袁世凯是窃国大盗，不错，可是他窃的是大清，不是你中华民国。其时的袁世凯，对于中国来说太重要。他的一个决定，将大清推向了万劫不复。而之后倒袁成功，也将中国推向了军阀混战。请问，是袁世凯蠢，还是孙中山疯？孙中山可能心里会想袁世凯抢了他的大总统，袁世凯笑了。
9. 孙中山是何许人也？在我看来，中国的列宁，不是毛泽东，是孙中山。孙中山一心要将中国带入一个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局面，而天下人竟然信了。清政府、袁世凯似乎都输给了他，可是他给中国留下了什么？哥老会，天地会，兴中会，同盟会，这个连普通公民都当不了的混混，竟然胡吹大气的喊驱除鞑虏，人家清政府早就将自己当成了汉人，把老家都留给了你，你要把他们赶到拿去？元顺帝可以北逃，溥仪往哪里去？民族、民权、民生，更是扯淡。如果他真正想过一丝民生，又岂会一次又一次的发动战争？辛亥革命（不算他的），“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北伐战争——真不愧是常败将军。说他是中国的列宁，一点都不假。辛亥革命，日本人到底给了孙中山多少资金援助？祸乱天下的真凶，不多评价。
10. 清政府灭亡的导火索，是一条修了一百年，至今还未修好的川汉铁路。所以，重庆、成都人到武汉，如果乘火车的话，需要先经陕西汉中一带（宝成线），再转入武汉。罪恶的“保路运动”，成就了武昌的谋逆！保路运动详情，自己去搜！
我本来想在文末加一句，“辛亥谋逆，愿天下人共唾之！”可是想想，一来其时中国人处在水深火热中，大家对于革命心情高涨，甚或于当今台湾仍在弹冠相庆。二来有列强相助，尤其是日本的所为，其错，不全在其身。
（文完）

渡边博子——读村上春树 《挪威的森林》

渡边博子——读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
“呵呵，这部手机不错吧！”我也看不清楚，好像不是滑盖手机，不过真的给人一种珠光宝气的感觉，后面好像还拉着一根“线”——搞不懂，可能是耳机。
一抬眼，电脑又忘了睡眠！
我冲出屋子，找了一个板凳，坐下。心里好苦，说不出的苦，尤为空虚。我就不懂，狗日的——渡边偶遇直子，要他跟着她散步；散步就散步，鸟步散了大半年，渡边的魂都丢了：不说话，或者不会措辞；直直的看着他的眼睛。是啊，两个20岁不到的男女不说话的散一年的东京步，就是木头疙瘩估计渡边都会喜欢。直子倒好，二话不说，进了疗养院，在木漉（也可能是木月）的奇怪死法两年多之后自缢了。
听电视的声音，在这个下午5点钟的时间，大概播放的是韩剧，可恶。

正应了那句话，“悔不该，观沧海”。
村上春树的实力确实比凤歌高了不知道多少倍，所以我的魂在看完《沧海》之后没有丢多久，就又仿佛被拉了回来，再打一闷棍。
好个渡边，我第一反应就是渡边博子，不过这回是渡边彻，也是个怪人。不过但凡怪事，出自村上春树的笔下，就给我一种很自然的感觉，但更多的是悲凉，不对更多的该是空虚；生死倒为其次，虽然书中的自杀倒是一批一批的。虽然没有交代木漉为何自杀，但是关严了窗户，让汽车发动机一直转，这种窒息而死的方法亏作者想的出来。直子，就是女主角吧，就是那个一听Beatles的挪威的森林就觉得自己在冷冷的森林中一样的美女，木漉的女友，渡边的梦中女神，一生“只湿了一次”的女人（原文，总觉得是汉语在这方面缺乏了词汇），找了根绳子自杀了，留渡边孤零零一个。初美，可怜的初美在故事后四年也自杀了，不记得怎么死的了，反正被永泽抛弃了；这个，如果按春树的观点，也不是什么“抛弃”，虽然初美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女人。不记得还有谁了，还有谁自杀的了。全篇都给我一种很悲哀的基调，当然读着读着就觉得空虚，难以按捺的空虚，不是因为枯燥。
我又走回来，好嘛，不是韩剧，原来是泰国空姐戏，受不了——“原来是你妹妹啊，刚才把你骂成那样，对不起啊！”

“我妈，我刚才做了一个怪梦，梦见我有四部手机啊。”我一想也对，我就是有四部手机了，有空送给我哥一部——不对，5分钟之后我想起了，不是四部，是三部，还有一部在修理店呢。
其实我搞不懂，为什么今天下午又这么糊里糊涂的又睡着了。虽然有孤独又空虚，心中又有说不出的苦。悔不该去读《沧海》的，读了三天的沧海，只觉得作者就一点也不肯让陆渐停下来的意思，等到三天之后，好嘛，书就这么结束了。记得步非烟说过，每到读小说的时候，最怕读完，因为不论是悲剧还是喜剧，每到结束总是很悲伤。我想，这大概是为何武侠小说多是喜剧结局的原因吧，否则岂不悲死。
所以悲剧就在这里，读完《沧海》，连做梦时满脑子都是陆渐、姚晴、谷缜，还有西昆仑。真的，当初我读完《神雕侠侣》时，虽然书只读了两天半，倒是想了好久的杨过。悲夫，没奈何，我现在便找来《挪威的森林》，试图改善状况。显然，我不再悲伤，但是空虚，就仿佛是两次的做爱，倒没有失去什么，却被掏空了身体一样；不对，是掏空了灵魂。

日本果然是一个很奇妙的国家，但还是不及阿绿来的奇妙。一个20岁左右的女孩子，跑去成人电影院听观众的口水声，是一种什么感觉；渡边抱着她，奇妙的睡一夜，奇妙吧！虽然渡边自己都说可能无法忍受，但阿绿确实甜蜜的熟睡一夜。这也不算什么，小林绿，一听这名字我就想笑，哈哈，估计头上都不用戴帽子了——不过对阿绿这个人倒是生不出什么恶感。虽然她的动机在明显不过，寂寞，需要渡边的陪伴，说白了，喜欢渡边。
不去想直子，但一想，给我的感觉却都是美好，我想起的当然不止“她的在月光下赤裸的胴体”，不止右耳旁的发卡。我知道渡边叫渡边彻，阿绿叫小林绿，奇怪身为主角，我不知道她是姓直子，还是叫直子。对于直子，真是不能用常理度之。不过很肯定的是，她从来就没有爱过渡边，不错。但是她“应该”很爱木漉，但又不像，她当初在于木漉交往的时候，三人约会的时候，也没有看出有多么喜欢木漉。而且，如果细细分析，（虽然觉得这样分析，其心可诛）直子是为了逃避，为何却要木漉最好的朋友渡边每周日陪她。她应该很了解渡边，难道不知道会让渡边丢了魂？她的自杀，一切都仿佛是安排好的，难道不是可怜了渡边，让渡边在17年后的1986年，在德国的机场听到《挪威的森林》仍然想到她？直子，实在是想不懂，却又太明白；在小说的一开始，就有一种强烈的直觉，直子必是死了。可是直到最后读到直子自杀，还是觉得不仅残忍了点，更多的是空虚，仿佛掏空了身体。直子为什么要这么做，仅仅是为了木漉？我都不愿问木漉为何要这么做了。
有时候不得不说，直子是这么的美好；甚至，她的自杀都是这么的美好。村上春树的这部小说，估计在不知不觉中，又让日本的自杀率上升了。
恐怕，有很多为什么，还是不要问了最好。总之，直子是死了，阿绿最后，也愿意与渡边说话，这就是了。
不过我对编者的话，不感苟同。顶多我相信了，“情欲描写并不是一般日本小说中常见的卖弄色情”。情色描写，倒不觉得多。
渡边，直子，木漉，阿绿，永泽，初美，玲子……

我也会写

这个故事发生在这样一个时代，这样一个地方。中国古代，具体的朝代，自己确定。其时中原分为南北对立，北方的A国和南方的B国。暂定A叫周，B叫陈。（不要联系正史）短期内尚无战争。
二十年前，有一个十几岁的陈国小女孩，因为和家里人生气，便从家中走了出去。在自己的有意无意之下，跑到了北方的周国去；她本想走走，却阴差阳错地捡到了一个小男孩——具体她怎么捡到的，这个方法太多了，可能是一家人被人追杀，然后来一个托孤，这小孩就到了她的手上。
自然，没人知道小男孩叫什么名字；自然地，小姑娘也没有把这1周多的小孩扔了，小姑娘短期内不想回陈，便在周国的某地（好吧，叫洛阳）养着这个小孩，给小孩取了个名字Z(朱振秦这个名字如何？我们暂且想这个小姑娘曾经喜欢过某人，某人叫秦臻；然后小姑娘一生气，就叫他“秦臻猪”)。振秦当然天天叫她姐姐，从懂事开始就叫；然而却好像没有听说过她姓甚名谁。


故事来一个大跳转，谁都知道YY小说里，一切皆有可能。
二十年后，北方的周国逐步强大——具体怎么强大，不知道；周国有一位很年轻有为的大臣，或者说执政者、领袖人物，姓朱，二十岁便被封为不世出的国公。振秦兄当然是秦国公，随你怎么YY他得到这个爵位的。而小国公最喜欢与最专心的一件事情，便是灭了陈国，一统中原。
接着YY。。。好像打了几战，陈国打不过。小秦兄由于故事的需要，出奇的会打仗。他小时候姐姐教过他很多东西的。然后两国议和。。。然后陈国去联络高丽，然后秦国公便大败高丽，与xxx年灭了棒子——这些不重要。
与此同时，南方的陈国便有一位从小受过高等教育（武术）的美女，想到了自己的美人计，在与自己身为军机重臣的老爸详细商量了之后（美女叫什么呢？陈——不能叫陈圆圆，陈芳璇如何？），决定去勾引秦国公，后而杀之。不能用和亲，陈国一来觉得丢人；而来北方也不肯答应因为一个女人就不打你了。陈姑娘便化名方璇，跑去了北方。
故事终将如何发展？二十年前的小姑娘去了哪里？不想写了。

【转贴】我们是马来西亚人，但不是马来人，我们是华人，但不是中国人

第一、尴尬的存在

场景1
当我刚到中国时，人们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总是：“你的汉语怎么说得那么好啊？”紧接着“来到中国多说年了？”、“难道是从小学汉语吗？”

场景2
当时我和中文系的辩论队一起看01年的国际大专辩论赛决赛，马来亚大学的三辩提到“日本军在南京大屠杀凌虐我中华妇女”，有位同学问我“你们也提中华妇女吗？”

从我到中国以来，以上的情况遇上了无数遍，于是我很早就想写一篇文章来告诉大家：马来西亚的华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这个题目很大，我只能从我切身的体会和感受来写这篇文章。

缘起
先用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历史背景来做开场白。1840以来，中国进入了一个动乱的时期。一方面，好些中国人想往外逃窜；另一方面，西方列强想捉苦力到东南亚地区为他们服务。于是，大量的中国人（尤其是福建、广东一带）就散布到东南亚各个地区，其中就包括了马来西亚。

尴尬的存在
当人家问我“你的汉语怎么说得那么好啊？”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时，我还真觉得这不是一句话就能解释的问题。最简单的回答就是：“因为我祖先是中国人”，但是有人又会问：“那么为什么好多印尼人就不会说汉语了呢？”问题的复杂之处就在这里。
从迁居到马来西亚，我们的先贤就特别重视中文的教育，通过私塾、宗祠等单位教授三字经、四书五经等教材，后来随着中国教育体制的改革而改革。这个时期，我们的祖先基本上还是以中国人自居，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就有二十九人是华侨、抗日战争时期全体华侨出钱出力、著名的华侨陈嘉庚创办厦大、集美大学。。。。。。这样的事情不胜枚举。
后来，随着居住马来西亚日久，我们的命运渐渐在这片土地上生了根。从马来西亚（大马）方面来看，我们开始更多地关注大马的政治，与马来族、印度族联手争取从英国的殖民统治中独立。从中国方面来看，周恩来总理提出：华侨应在其居住地生根发芽。但是，不变的是：我们始终坚持自己的母语教育。
在印尼，由于当地华侨没有组成统一的阵线，于是他们不能拥有中文名字、不能庆祝农历新年；在中国人普遍认为完好地传承了中华文化的新加坡，李光耀总理主动地消灭了中文教育，关闭了新加坡唯一以中文为教学媒介的南洋大学，全体人民学习英文，于是目前多数新加坡人的母语是英语。如今，随着中国的崛起，中文的“经济”价值日益提高，许多东南亚国家才掀起了“汉语热”。唯一的例外是马来西亚，因为我们的先贤从头到尾就没有以“经济”作为考量，而是从“民族文化”出发。
那么，难道马来西亚就没有遭遇当地政府的阻挠吗？有！而且很大！马来西亚教育终极的目标是：以马来语为唯一的教学媒介语，换言之，华语、淡米尔语的中小学迟早都得消灭。60年代，大马政府规定：只有以马来语为教学媒介语的学校才能获得政府的津贴，于是许多中文中学纷纷改制，变为政府中学。这时，我们的先贤，以林连玉先生为代表，明确地提出：学习母语是每个民族的天赋人权，即使不要一分钱的津贴，我们也要办独立中学！
于是，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保留了下来，华小以及民办的独立中学、学院形成完整的中文教育的体系，甚至创立了“全马来西亚独立中学统一考试”，受全球各高校承认（除了马来西亚的大学），我们基本上就是以这张文凭为基础考进北大的。在这个过程中，多少先贤抛头颅、洒热血，林连玉先生被褫夺公民权、好多人被大马政府关押、无数的民众以自己的血汗钱支持独立中学。

但是，来到中国，没有人知道这一切。不止中国，我相信全世界的人都不知道这一切，不知道被我们称为“族魂”的林连玉，不知道马来西亚的华人用血、汗和泪水来争取母语教育的权利。于是，中国的同学反过来问我们：“为什么你们会说汉语？”时，我真觉得这是巨大的讽刺。
尤其，当中国同学问起我：“为什么你们也说‘中华妇女’？”时------尽管不理智------我还是立时火了：“为什么日军侵袭时，马来西亚的华人要出钱出力？为什么同一年发生缅甸风灾和四川大地震时，我们华人对后者的捐款额要远远大于前者，我们难道就没有资格称自己为‘中华民族’吗？”
当我来到北大的图书馆文学图书时，看着满目的“美国文学”、“印度文学”。。。。。。当我看到“新加坡文学”，而没看到“马来西亚文学”时，我更感到十分凄凉，以至于讽刺。我们浴血抗战，创建了一套完整的中文教育体系，有完整的“马华文学”，而这一切在中华文化的发源地------中国是得不到承认的。反倒是曾经废除过南大的新加坡，由于其更为强大的国势，反而被认为是在海外完整地传承了中华文化的国家。
“尴尬”之处就在于此：努力地捍卫中华文化，不为马来西亚政府承认，亦不为世人所知，里外不是人。这就是马来西亚华人第一种存在：尴尬的存在。


第二、独立的存在

独立的存在，另一个说法是孤立的存在。“马来西亚华人”这个词儿意味着：我们是马来西亚人，但不是马来人（中国朋友最大的误会~囧）；我们是华人，但不是中国人。于是，一种特殊的群体和文化产生了，独立于世界之林。
我们跟其他马来西亚人（例如马来人、印度人）的差别很明显，黄皮肤在一片黑色的人海之中额外显眼，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相处得十分融洽-------马来人其实真的是很好相处的，什么种族冲突全是政府搞出来的-------整个群体都受到马来族极大的影响，这就铸成了我们好多的共同点，而与他们的这些共同点恰恰就是我们和中国人的相异之处。
最明显的差异就是口头表达。首先是口音，我朋友总说：“看你的时候一点都不像外国人，但你一说话我们就马上知道了。”在辩论赛场上时，我的一口马来腔更是显得极为突兀。所谓马来西亚口音，大概就是广东腔+福建腔，翘舌少、轻声较少（个人认为）、没有儿化、语调趋平。其次是词汇，以中文词汇为主体，再加上各种方言、马来语、英语的词汇，各种语气词“啦”、“咯”、“哄”层出不穷。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百度打“马来西亚VS中国”，马上就能找到许多具体的例子。
但是，我以为：更深层的差距不在嘴巴，而在脑子里。有一次，中文系的徐艺峰师兄领着我们留学生辩论队讨论一个辩题，他最感叹的就是：“如果是跟中国学生讨论，第三个衡量标准一定是‘何者更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建设’。”看看中国同学的课就知道，什么思修、毛概、邓小平思想、军事理论，这些似乎都离我们的生活很远很远。冷战时期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分家就决定了我们意识形态上的不同。
撇开这个问题不谈，即使同样都继承了中华文化，两地的继承也是有所不同的。在这里，大部分的人都信仰“无神论”。但是，我们那里好多人都还信仰观十八罗汉、观音娘娘、关公、济公、齐天大圣等，不一而足。不止大量的神庙，我们还保留了大量的宗祠、会馆，并且还在华人社区发挥着一定的作用。由于我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还算有一定的了解，以上这些还不足以让我惊讶，真正让我吃惊的是中国风气的开放。校内校外，情侣相拥亲吻的情况无所不在，这还真不是我想象中的中国。当然，我们那里也有很开放的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马来西亚的华人普遍上要比中国人保守得多（嗯~至少跟我的家乡相比）。
此外，许多大马华人一致公认的是：中国学生真的很多“学术牛人”，大体上比我们那儿的人要勤劳的多。中国人多竞争大，我所认识的每位同学一个个都是从高考的腥风血雨中杀出来的英雄豪杰，他们那股永不言倦的冲劲着实让我们折服。相较而言，马来西亚人则比较慵懒，更倾向于做自己喜欢的事、享受自己的人生。因此，我们玩起来比较放浪形骸，比较不顾形象，大声吵、大声笑、大声闹。
既不是马来人，也不是中国人，我们仿佛就是另一种程度上的混血儿，所以或许我们有点孤单。但是，这或许就是我们独特的优势：既传承了悠久的中华文化，又成长在一个相对宽松自由的舆论环境，想法更自由、更多元。所以，即使我们这个群体在世界上似乎很孤立，但如果让我有机会选择，我仍然愿意出生在马来西亚，当马来西亚的华人。


第三、悲壮的存在

“宝剑锋自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这一句俗语在马来西亚人身上得到绝佳的体现。在过去，马来人、华人、印度人曾经联手争取了国家的独立；但是，随着马来人逐渐独掌大权（再注：对马来人的抨击仅限政治人物），华人、印度人的地位也日渐衰弱。首先，马来语成了唯一的官方语言。再来，马来西亚教育的最终目标定为：“使马来语成为唯一的教学媒介语”。
但是，最大的转折点是六、七十年代的“五·一三事件”。由于华人比较刻苦耐劳，比其他的民族来得富有，无形中造成了民族间的矛盾。出于权力斗争的目的，政治人物鼓动马来人屠杀华人。于是，第二任首相敦拉萨借此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顺势上台，颁布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法令。在经济上，每家公司都至少要雇用30%的土著（其实就是马来人和其他极少部分的少数民族）；在教育上，大学也实施固打制，要保留一定的份额给土著。此外，对中文教育的打压更是变本加厉，影响力最大的就是改制事件，即不以马来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政府中学都领不到政府一分钱的津贴。
打压归打压，但是马来西亚华人依然在暴风雨中茁壮成长。如第一篇所述，我们发展出了一套完整的中文教育，各领域人才辈出。大家熟知的梁静茹、曹格、光亮皆是马来西亚华人；大家现在人手一支的U盘是马来西亚的潘建忠发明的；在华语辩论界上，马来西亚以其犀利的辩风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如今，马来西亚的十大首富中也大部分是华人。
但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很可悲的现实。大马华人自己创办的独立中学培养了无数英才那又怎样？全世界大部分高等学府都承认我们的统考文凭时，唯有马来西亚政府不承认！马来亚大学在辩坛创出赫赫威名那又怎样？在政府控制下的马来亚大学还曾经试图禁止马大的辩手参赛！梁静茹、潘建忠等辈就更加可悲了，许多人都以为他们是台湾人！潘建忠自己就说过：“如果我留在马来西亚，不可能会有今天的成就。”因为在马来西亚，华人发展的空间有限，报国无门又无法自我实现，不出国发展还能怎样？
于是，马来西亚的华人成长是成长了，可是那跟政府什么毛关系都没有。因为我们政府很慷慨，在全世界都在争夺人才时，我们政府眼看马来西亚出现人才外流的滚滚洪流仍然可以视而不见！在马来西亚大力提倡向外吸纳人才时，去看看，有多少马来西亚的人才在新加坡工作！有一次，我们国家的首相到新加坡访问，探访一间医院时，竟然有一半以上的人用马来语跟他致敬！这是何等的讽刺！
我原本把第三篇命名为“令人骄傲的存在”，可是后来改成了“悲壮”。的确，我们有很傲人的成就。可是，在我们有心报效祖国时，却只能被不公平的政策拒之国门。马来西亚那么一块宝地，没有天灾、资源丰富、文化多样，又居于世界要冲，如果真的有英明的政府，摇身变为世界强国绝非难事！反观新加坡，没有什么自然资源，又是弹丸之地，可是，现在我们只有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国家成了新加坡的腹地，眼看着从马来西亚分离出去的新加坡一天比一天强大！这种感觉真的很复杂，真的很难以言喻！
谓之“悲壮”，我想应该甚为贴切。


后记

可能很多人很意外，我从小时候开始就自认为自己是个中国人。从小读的书就是《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杨家将》、《岳飞传》。影响我一生最大的一套书大概就是一套三十本的中国历史漫画图集。在我小小脑海中，出现的总是滚滚的黄土和快马飞驰的勇将。长大了一点，看过《中国人史纲》、《中国寓言》，偶尔会翻翻《唐诗三百首》。
那时，我真的自认为我是中国人，我的文化之根和这里的人是联系在一起的。
于是，我的梦想就是回归中国。英文我认为不重要，因为我要去中国，从没认真学；马文我更是碰都不碰，甚至常以考不好马来文自嘲。可以说，我很偏执。我只有认为有必要的东西我才会认真去学。到了高二，我的国际视野才宽广到足以让我理解英文的重要性，我从那时开始才急起直追，算是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是绝没到“好”的程度。但是，马来文，我始终不愿意去学习，在统考中马文拿了惨兮兮的“B6”还常拿去说嘴。
去年9月，我来到了中国，就读于中国最好的大学，学习着自己最想念的中文系，一切看起来都像梦想成真。但是，来到了这里，我才第一次深刻地体会到：我是马来西亚人。我才第一次感觉到：我有可能是爱国的。在祖国成长的每一部分，不管是口音、思维等，都在我的生命里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即使我可能算是马来西亚里最中国的一小撮人，即使我跟很多中国同学相处得不错，但是我仍然能深刻地体会到我们的不同之处。不管怎么样，在中国，只要是外国人，就真的只是外国人。
那么我到底该何去何从？这是我一整个学期都在思考的问题。在迷茫中，在摸索中，我才会写出上面的三篇文章，试图找到马来西亚华人的定位，试图找到自己的定位，然后决定自己以后要到哪里发展。我个人认为，不管是留在中国还是去到西方，就注定了只能收到单方面的信息，很难认清这个世界的真相。此外，留在中国，或许就只能是成为一个尴尬、孤立的个体。去到西方国家，那更是彻底地孤立，存活在一堆思维截然不同的陌生人之中，甚至还可能面临他们的排斥。
可能，我仍然会回去马来西亚，即使我们目前仍然要活在打压之中，即使要存活在一个难以实现自我的空间。但是，我或许可以用手中的一票继续给国阵施加那千万分之一的压力，做自己想做的事，做一个开心的人。即使薪水不高，即使物质生活不丰裕，即使很难真正地实现自我，但是只要能在自己最熟悉的家乡、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幸福或许就那么简单不是吗？

满纸荒唐言，
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
谁解其中味？

中共十八大人事前瞻

【转载】中共十八大人事前瞻

来源： 刘小少做小三的日志
绪论：中国现行高层政治体制的特点

离十八大还有两年多的时间，围绕十八大的人事争夺现在已经成为媒体广泛关注的焦点。 但是，要分析中国高层政治的走向，离不开对中国高层政治运作规律的分析。
世界上不符合西方民主政治标准的政治体制，有很多类型，其中有两种类型被划为独裁政体。 这两种政体分别是君主专制和领袖独裁。 前者以中国古代王朝、当代中东等国家政权为代表，后者以希特勒、斯大林、佛朗哥、晚年毛泽东为代表。 这两种独裁政治模式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前者的制度基础是世袭制和终身制，权力的合法性来源是“君权神授”。 后者的制度基础一般是革命的正义性带来的历史合法性，一般是源于“人民群众的选择”，可能是脚的投票，也可能是真正的选举投票。 后者的独裁政治大多会依赖于一个政党作为其实施的载体，个人的政治合法性来源于政党的合法性。 而政党的合法性又来源于所谓的“人民”。
所以君主专制和领袖独裁的关键区别，在于“君权神授”和“君权人授”的不同。 君主专制政体下的领袖较少发动大规模的政治运动，譬如苏联的“肃反”大清洗，中国的“文革”“大跃进”等，而倾向于平稳地维系自己的专制统治，而领袖实行个人独裁的则相反，经常通过运动来达到调动和动员普通民众的目的，从而巩固自己来源于基层的执政合法性。 这也就是为什么领袖独裁登峰造极，可以发展到比君主专制可怕得多的地步。
领袖独裁政体很难解决其合法性问题，因为单单的终身制并不能为下一任领导人提供稳定的权力合法性根据。 终身制下的“禅让制”，以及后来发明的非终身制的“禅让制”，都是对领袖独裁政体权力交接方式的探索，然而实践证明，“禅让制”本身能够提供的权力合法性始终是有限的，因而必然导致独裁政体的软化。 领袖个人独裁的权力合法性来源不是“神”，而是“人民”，虽然“人民”被赋予神性，但是毕竟是人。 而个人独裁的权力交接源于前任对后一任的指定，后一任一旦和前任没有血缘关系，在整个统治集团内部就必然产生质疑后一任合法性的因素。
这样导致的结果是与君主专制不同，每一个在领袖独裁政体下接班的领导人要想成为真正的独裁者，必须通过自己的整肃运动和政绩来为自己树立新的合法性。 而在接班之处，伴随着接班进程必然带来的是权力的分散。 老独裁者的所有权力无法完全交给新的独裁者，新的独裁者的权力必然会比老的独裁者小。 因为独裁者的权力包括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制度性权力，即法律赋予某个职位的权力，另一个部分是非制度性权力，事实上证明这远比制度性权力重要，这是这个领导人在组织中的影响力、号召力，以及他掌握的人脉资源、派系背景的总和，这是他真正能够把握国家权力之柄的源泉。 西方国家的领导人与非西方国家领导人的区别，就在于他们的非制度性权力非常小。
非制度性权力可以和职务相分离，甚至在退休后都可以继续行使，制度性权力相对而言一直不那么重要。 邓小平从来没有担任过执政党领袖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但却一直是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因为他拥有对这些人事任命的支配权。 1992年南巡谈话时他没有任何特殊身份，却以自己的政治影响力改变了整个中国社会的走向。
权力移交的过程包括制度性权力和非制度性权力的移交。 在领袖独裁政体的权力移交过程中很难对非制度性权力完成移交，这就是后来的领导人相对于前面的领导人对局势支配能力减弱的原因。 到了一定的条件和程度下，新的最高领导人的全部权力不足以保证其的绝对统治地位，这个政体就从极权主义政体转化为威权主义政体。
在毛泽东和邓小平去世之后，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标准的威权国家。 笔者倾向于把中国新时代的领导人分为三种类型，毛泽东是独裁者，而邓小平是准独裁者，所谓“准独裁者”，是因为他在执政期间实际上无法真正独断，他的决策受到以陈云为首的另一些老年人的影响和干预。 杨继绳在他的书中说，邓小平和陈云是双峰政治，这一点是当时政治的真实写照。 陈云进入政治局常委早于邓小平，和邓小平同属开国元勋。 邓小平和陈云在党内都属于大佬，他无法完全支配以陈云为代表的另一部分政治力量。
而邓小平之后的江、胡，则是“伪独裁者”，虽然国际社会连年把他们列为所谓的“独裁者”，但事实上他们二者都不是独裁者，他们没有“独裁”的能力，因为中共内部的权力分化已经到了比较高的程度，他们对党内的权力都没有绝对的支配地位。 他们看起来仍然具有“独裁者”的外壳，但是从权力的角度来看，已经没有独裁者的内核。
江泽民两千年在接受华莱士专访的时候，面对对方对他是独裁者的质疑，回答说：“你见过有到了任期就会退休的独裁者吗？”，这其实并不是狡辩，后来他退休之后发生的事情更加清楚地证明，既无世袭又无终身的权力交接，会自然而然地形成多个权力中心，这在中国政治史上一再发生，到现在仍然继续发生。 为什么嘉庆必须等到乾隆死去才查办和珅，为什么大家经常讲慈禧和光绪，后面的事情不一一列举了。 这一系列事情都证明了这个道理，最高领导人从形式上来看是一个，但往往并不只是一个，不同权力中心之间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可能你会指出我分析的矛盾，乾嘉慈光都是君主专制政体下的，和我们所说的威权政体可比吗？ 其实领袖个人独裁政体和威权政体，我们这里建成极权—威权政体，作为一党制国家的典型组织形式，它的特点是没有世袭制和终身制，而典型的君主专制政体则是既有世袭制又有终身制，乾嘉慈光实际上就是出现了一些不太符合典型君主专制模式的特点。
现在所谓的共产主义“活化石”朝鲜，实际上和共产主义的典型形式有所区别。 共产主义国家长期以来有宣传领袖，深化领袖的传统，其实就是一种极权—威权政体对君主专制的“君权神授”理念的借鉴，共产主义国家大多实行领导人终身制就是这样的内在逻辑。 但是很少有实行世袭制的共产主义国家。 朝鲜实行终身制加世袭制，把金日成称为太阳，把金正日称为光明星，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典型的极权主义领袖独裁政体，而是一个君主专制政体，这也是它为什么显得比任何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要巩固的原因。
中国现行的高层政治体制的最大特点，就是中国处于“威权政治”时代，不同的政治力量会在党内进行不公开的博弈，但是这种博弈又不是被一两个人所控制和支配的，而是不断角力和妥协形成的结果。 所以我们在讨论许多问题的时候，就不会使用一些“指定”，“隔代指定”这一类的词汇来阐述现在的领导人的做法，而会用权力分化和斗争的模式来解释。

（二）半制度性权力的分析视角

在中国当下，真正的权力分割与一个人表面的党政职务相去甚远。 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下有大量的“中央XXXX小组”“国务院XXXX小组”“国务院XXXX办公室”，真正掌握一方面大权的是这样的小组，而并非表面上看到的部长。
这些小组名为“协调议事机构”，但实际上是半制度性的决策机构。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机关，充其量仅仅是这些小组的执行机关。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半制度性权力？ 最重要的关键在于当前中国不得不，甚至是离不开这样的协调议事机构。 中国政府部门数量非常多，九龙治水，政出多门的现象非常严重，而且又没有实行党政分开，党、政机构之间的权力甚至还有交叉、重叠，这样的模式必然使得制度性的权力不能保证权力体系的正常运作。
“小组”的实质其实是“大部制”，是通过协调议事机构来使得不同部门在一起工作的组织形式。 原来金融时报曾有一篇叫《鲜为人知的中组部》的文章，文中说：中组部是其（指中共）第三大、也是最鲜为人知的权力支柱，掌握着各级政府和行业的人事大权。
要想对中组部的职能范围有所认识，不妨试想在华盛顿有一个平行部门。 这个假想的部门将监督以下人事任命：美国各州的州长和副州长，各大城市的市长，联邦监管机构负责人，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沃尔玛( Walmart)及其它50来家最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的法官，《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和《华盛顿邮报》 (The Washington Post)的总编辑，各电视广播公司和有线电视台的老板，耶鲁(Yale)、哈佛及其它重点大学的校长，以及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和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 )等智库的领导。 在中国，所有的对等职位都由党通过中组部任命。
这篇文章的作者只看到了中组部的表面，却没有看到决定这些人事任命背后的因素。 在中国，要监督像文中所说的这样的重要任命，需要高层复杂的政治博弈，不止有中组部，还有中共中央纪委，乃至于中共日常办事机构中央书记处的直接参与，中组部只是整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人事方面的执行机关。 有人把中共的组织工作都看作是组织部长分内的事情，恰恰忽视了中共“小组政治”的特征。
所谓“小组政治”，在前文中已经提到。 就是真正的决策权实际上在领导小组这样的协调议事机构，而所有的党政机关都是这些机构的执行机构。 中央组织部实际上是在中共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的直接领导下的，中央党建小组组长由担任政治局常委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任，是中共最高的党务领导，相当于1956年八大时邓小平担任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即事实上的中共中央秘书长。 现在的组织工作，即算是在组织部长名下开展，但其实总的来看却是习近平和李源潮共同主导的结果。
譬如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央工作小组是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这一小组的现任组长是担任政治局常委的李长春。 中宣部实际上是这个小组的执行机构。 中共中央还设置了一个“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这是对全国意识形态进行全面管理的机构，这个机构的主任也是由李长春担当。 外界所说李长春主管意识形态与宣传工作，就是在这个主任和这个组长两个名号下进行的。
当然，事实上大家也清楚，习近平和李源潮，李长春和刘云山，并非都是一鼻孔出气。 在制度性的部门权力与半制度性的小组权力之间，显然存在着矛盾，也存在着相互的制衡。 小组权力高于部门权力，但是并不意味着下属部门会对小组的领导言听计从，部门领导可能与小组领导的领导（即政治局更高的领导）在同一事件上有相同或相似的看法，并且站在同一立场，从而体现部门意志独立于小组意志之外的成分。 李源潮在组织部长上表现的抢眼，其实就是这样一种模式的体现。

（三）现行权力体系——双峰结构

中国现在的政治体制，明眼人都能看出是一个双峰架构，居于两个山头的分别是江泽民和胡锦涛。 江泽民的派系被称为“上海帮”，而胡锦涛的派系被称为“团派”，在他们两个人的个人派系之外，还存在着一股非常强大的政治力量，他们以高干子弟为主，统称“太子党”。
上海帮是个个人色彩非常浓厚的政治派系，主要是随着江泽民权力的增长而日趋强大。 而团派相对于上海帮有更久远的传统，它最早可以追溯到首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 团派在八十年代形成了第二代，以王兆国、胡锦涛等人为代表，随着胡锦涛实力的增长，他在共青团体系中逐渐赢得了相当大的支持，这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以出身共青团领导为显著特征，以在政治上追随胡锦涛为主要表现。
“太子党”则是高干子弟群体。 “太子党”不像团派和上海帮有着统一的领袖，也不是中国政治中两个主导极中的一极。 但是“太子党”人员实际上分布非常广泛，在江、胡两个派系的人马中都有大量太子党的成员，亲江的“太子党”成员较多。 “太子党”都有一个显赫的红色家族出身，但是在性格、实力等各方面相差很大，而且各自都有自己的小算盘，没有一个“整体利益”，他们中间的人为了争取自己能占据一个较为有利的政治位置，选择在不同派系之间运筹帷幄。
中国的“双峰政治”始于八十年代，当时的“双峰”是邓小平和陈云。 邓小平和陈云都是中共的开国元勋，但是却在许多问题上有分歧。 邓小平是坚定的经济改革派，相对于陈云“鸟笼经济”的主张，他在经济上的观点要开明得多。 邓小平是个务实的人，相对于陈云，较少意识形态的教条。 当然，邓小平和陈云也有一致的时候，譬如在对付党外的不同声音上，他们的态度都是非常坚决的。
邓小平比陈云“右”，但是对党内的权力斗争比陈云更不手软，从政治风波以后的处理来看，邓小平曾想要开除李锐、于光远等四人的党籍，陈云却阻止了他的这一做法。 陈云在党内斗争中的态度较为温和、圆滑，而邓小平对党内不同意见的容忍度却比较低。 但是，陈云以及他身后的政治势力在意识形态上极为顽固，在对待党外异见和新生声音上，并不比邓小平开明。
如果我们试着把这二者与江、胡作比较，会发现江和胡的理念和邓、陈的理念相当对应。 江泽民任内推动了新一轮私有化改革，而胡锦涛任内却加大了“国进民退”的力度。 他们对所有制的看法，一右一左，江明显承袭着邓小平的开明经济理念，而胡却自觉不自觉站在了陈云这群人捍卫“公有制”的一边。 对待不同政见上，胡锦涛比江泽民收得更紧，这也正说明他和陈云一样，在意识形态上更为坚持。 然而，胡锦涛在任期间，《炎黄春秋》办得越来越起劲，而对悼念胡耀邦、赵紫阳的言论管制明显减弱，也体现他“党内不同意见松，党外不同意见紧”的特点，与陈云恰恰正相似。
因而江、胡两人分别代表了新邓小平路线和新陈云路线。 邓小平和陈云的双峰政治，也就延续到了现在，形成了江、胡的“小双峰政治”。 江、胡身后的政治力量都显然无法与邓、陈相比，然而他们的竞争形势却与邓、陈二者有很多相似。 虽然江泽民的位置是陈云力保，而胡锦涛进入常委是邓小平钦定，但是他们两个人的思维却恰恰不与他们的提拔者对应。 （江泽民1989年到1992年的保守事后证明是自保策略）这也说明在中共政治中，对人事架构起决定因素的并不是一个人的政见和理念。

现行接班架构的形成

“禅让制”一个重要的条件是在全党内形成长期的共识，确立下一代领导人的正式人选。 中共历史上第一次“禅让制”的实行就是江泽民向胡锦涛的权力移交，胡锦涛早在接班前十年就担任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掌管了党务大权。
从2003年一直到2006年，中共内部开始酝酿下一任总书记的人选。 这一时期，李克强将接任总书记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 2005年，2006年期间许多外国领导人/前领导人（如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等频频造访辽宁与李克强会晤，就反映出当时连国际社会对李克强接班的预期都已经非常明确了。
第一个打破去东北访问惯例的是布什总统的特使，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他2006年9月，来华访问选择的第一站是杭州。 他抵达杭州的时间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处理陈良宇案件的时间几乎完全同时。 他专程到杭州与习近平会晤反映出美国高端中国研究的深刻，对中国政局洞察的敏锐。 我们无从知晓美国方面是否已经了解到关于陈良宇将会出事的蛛丝马迹，但是他当时拜会习近平的做法，显然说明他已经预测到习近平可能代替李克强成为新的领导人。
十七大闭幕后，中共高调宣布，2007年6月，在中央党校毕业典礼举行时，曾让400多位与会的省部级领导投票推荐新进入政治局的成员名单，称为“民主推荐政治局委员”，这一消息让一些媒体进行多重解读。 然而事实上，这个“民主推荐”的作用和意义是非常有限的。 笔者认为，这绝不是十七大人事的决定性因素，一些境外媒体说习近平能脱颖而出是在民主推荐中得票多，更是无稽之谈。 1997年的十五大上，习近平在中央候补委员选举得票敬陪末座，没有十年后就受到党内欢迎的道理。
陈良宇出生于1946年，按照现行制度到2017年的十九大上到退休年龄。 在2006年以前，一般认为，李克强一旦出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则陈良宇会继任黄菊留下的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的空缺，并可能在2013年出任总理，如朱镕基当年的政治路径。 然而由于陈良宇案东窗事发，原来江、胡两大派系已经形成默契的政治格局被打破，胡提前打掉了未来的总理人选，势必江也不可能容忍胡定下的总书记人选顺利接班。 在新一代政治明星中，李克强、薄熙来的政治背景都是非常清晰的，胡、江在背后的影子非常明显，而这正是他们的软肋，任何一个人要想跳出来，都势必遭到对方政治势力的坚决抵制，于是最后十七大在面临总书记接班人难产的情况下，决定由习近平代替李克强，成为第一接班人选。
习当时既非江系，又非胡系人物，因而双方认为他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妥协对象。
这是现在的接班格局形成的情况。

十八大具体职位预测

1 可以竞逐十八大政治局常委的人选

根据中共历史的经验，在新老交替之时，全部政治局常委都从上一任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产生的概率比较大。 以中共十六大为例，选出的九位政治局常委，胡锦涛原来是政治局常委，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是政治局委员，曾庆红是前政治局候补委员。
根据现行的党政干部退休规定，到换届时年龄超过68岁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必须退休。 亦即凡是1945年1月1日之后出生的政治局委员，都具备在十八大上留在政治局的条件，这些委员有：习近平（1953年生） 李克强（1955年生） 王岐山（1948年生） 刘云山（1947年生） 刘延东（1945年生） 李源潮(1950年生） 汪洋（1955年生） 张高丽(1946年生） 张德江（1946年生）俞正声（1945年生） 薄熙来（1949年生）。
上面这个清单上有十一个名字，而政治局会不会有十一个位置呢？ 一般认为，政治局是不会出现十一个职位的，因而这十一个人中很有可能有一些人得不到政治局常委的职位，或者担任政治局委员，或者提前退休。

2政治局到底需要多少常委？

最极端的情况，这种情况自然不大可能发生。 政治局常委扩容到11个。 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所有上述十一人都能如愿以偿地进入政治局。 十五届中央政治局正好只有9个成员是1935年以后出生，于是恰好一个萝卜一个坑，要让十八大上“皆大欢喜”，除了政治局扩容，似乎是没有别的办法了。
要是十一个政治局常委，新增的两个席位从哪里来呢？ 其中一个可能来源于总书记与国家主席两个职务的分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二职务分离虽然可能性不大，但并非没有可能，第3部分会专门讨论），另一个则可能来源于新增一个国务院副总理的常委席位。 这并非是天方夜谭。 中共十三届政治局计划设七名常委，除当时担任常委的5人外，万里、田纪云都是拟任政治局常委的人选，只是由于万里受到较多老同志反对，又要保证常委的单数，就只好把万里、田纪云都撤下，如果当时万里、田纪云都进入了常委会，那么常委中就有姚依林、田纪云两名副总理。
如此一来常委的排名可能会是这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1） 国家主席（2）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3） 国务院总理(4) 全国政协主席（5）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中央党校校长（6） 国务院（常务）副总理（7） 中央纪委书记（8）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主任（9） 中央政法委书记（10） 国务院副总理（11）
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并不太大，维持九常委的格局可能性还是有的。 在维持九常委的条件下，中央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两个职务不太可能分离，因为一旦分离，需要新增一个常委席位给新任的国家主席，有一个政治局常委的旧有位置可能需要让出来。 从逻辑上来说，取消“全国政协主席”的政治局常委席位是最有道理的。 八十年代曾担任政协主席的邓颖超、李先念均不是时任的政治局常委，从1993年起，才确认政协主席要由常委担任。 政协主席只是政治协商会议的召集人，政协不实行“主席负责制”，政协主席只是政协委员的一个带头人，从法统来看，并不具有超越其他政协委员的特权。 但是，由于现行体制下不断强化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因而政协主席一职从政治局常委中去掉，可能性不会太大。
政治局常委恢复到七人的传言现在也很厉害。 （如果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不分离的话）恢复到七人，有两种方案，方案一是恢复十四届、十五届政治局的格局，去掉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主任和中央政法委书记，方案二是搞部分“党政分开”，去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和全国政协主席。 从中国的宪政逻辑上来看，后者是比较有道理的，因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实际上只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名普通委员，只是负责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在表决中只有一票，他没有在人大常委会中拍板定案的权力。 他对外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但是他个人的政治行为只代表他自己，不能代表其他的常委会组成人员。 （这和前面说到的政协主席是一样的）人大委员长和国务院总理不同，国务院总理具有在国务院的最终决定权，要对国务院的所有决定负责任。
现在实行这一项改革的最大障碍是在不断强化党对人大政协直接领导的今天（地方人大常委会主任已经基本都由党委书记兼任），这一项改革似乎不顺乎潮流。 而且一旦人大、政协负责人不进入常委，然而在新闻媒体编排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顺序上，他们仍要居于部分政治局常委之前(十二届、十三届政治局时期就是如此），在不宣布实行“党政分开”改革的条件下，这样的行动缺乏理论依据。
另一种方案是去掉意识形态总管和政法委书记两个职务。 中央政法委实际上下面直接统领公安部和“两高”，如果把中央政法委书记恢复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不会影响太大，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公安部长和“两高”负责人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这里说的是大多数情况，周永康担任政治局委员兼公安部长在改革开放后是比较罕见的）。 但是如果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主任降格为政治局委员，那么他可能就只有亲自兼任中宣部部长，因为一般地说，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主任和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是同一人。 政治局委员级别都相等，难以由某一个政治局委员担任另一个政治局委员的上司。 亦即这种方案将会使中央意识形态最高主管与中央宣传部再次重合。 这对执政者的坏处是削弱了意识形态工作机构的地位，好处是使意识形态与宣传工作的结合更为紧密。
根据上述分析，如果要恢复成七常委，也可以将全国政协主席和中央政法委书记这两个职务同时调出。 相对于人大在宪法上的最高国家机关地位，政协毕竟不是那么打眼，也不是立法机构，而相对于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是作为铁定担当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中宣部长的上级，中央政法委的下属机关自身级别要低一些，中央政法委书记不再担任政治局常委对工作的影响也要小一些。
当然还有最极端的一种可能，则是政治局常委削减为五人。 如果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分离的话，五个常委只能是总书记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党务总管（即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和中纪委书记，如果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不分离，则是总书记政府总理党务总管常务副总理和中纪委书记。 十三大上曾经采用过这样的模式，当然在现在有11人竞逐政治局常委的条件下，这种模式使得只有5人能进入常委会，显然是不符合大家的利益。

3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分或合？

一般认为，总书记/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的职位是不会分离的。 然而我们回顾历史，最高领导人和国家元首职务的分离在二十世纪中国是常态，最高领导人和国家元首重合的时候是少数。 蒋介石在大陆的大多数时候并未担任国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任国家元首也只在1949年到1959年，邓小平从未担任过国家元首，江泽民从1993年才开始兼任国家元首。
因为国家主席不是权力之柄，1954年宪法尚且规定国家主席兼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到了现行宪法，国家主席的宪法权力已经完全变成虚位权力。 国家主席发挥作用基本上是通过其党内的职务和身份。 所以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即使分离，并不造成太大的政治风险，而只是取决于党内权力博弈的结果。
当前有可能剑指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宝座的，只有习近平和李克强两个人。 去年9月，习近平未能如外界预期接任军委副主席，引发了外界的许多猜想。 有外媒称他曾向中央写信，表明自己认为现在接任军委副主席尚不成熟，因而希望暂缓接班，假使是他写信被胡锦涛认可，也说明胡锦涛这“顺水推舟”的举动反映出他内心不希望习近平坐大位的想法。 十七届四中全会刚刚闭幕，李克强到江西考察，官方媒体的文字这样写道：“ 巍巍井冈，苍茫壮丽，向人们诉说着中国革命那段艰苦卓绝的光辉岁月。在新中国建立６０周年之际，李克强专程来到这里，缅怀革命先烈。他拾阶而上，缓步来到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墓，向长眠的烈士敬献了花篮，还瞻仰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茨平革命旧址，看望慰问了老红军、红军后代和劳动模范代表。”这样的语气和笔触，不由地让人心生联想，“拾阶而上”这样的词，为什么可以用在李克强身上？
去年十月，习近平访问德国期间，高调地向默克尔表示江泽民对她的诚挚问候（同一篇新闻里没有任何与胡、温有关的信息），并且向默克尔赠送江泽民的两本著作，亮出自己的背景。 这与他此前和江、胡都可以保持距离的行为大异其趣。 为什么习近平从一个中立地带走向了倒向一边？ 其中的道理和原因何在？ 这正是因为胡锦涛和他的政治派别越来越倾向于重新把李克强推出作为总书记的继任者，没有要继续扶持习的意愿，因而习被迫转而向另一派系寻求支持。
现在习近平可能会顺利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也可能会在同时接任三个职务的道路上受挫。 如果习近平不担任国家主席，国家主席将由李克强担任，而如果习近平接班失败，则总书记兼军委主席将由李克强出任，而习近平将得到国家主席的职位。
国家主席是个虚位，但是依照前文所述，中共除了制度性权力，还有半制度性权力。 即使团派想让习近平当一个虚位元首，习近平和他背后的派系未必认账。 习近平可以要求留在中央书记处，以中央书记处排名最高的书记的身份继续主掌党务，甚至还可能继续担任中央党的建设领导小组组长。 而国家主席兼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也有杨尚昆的先例，因而如果习近平留任国家主席，他很有可能会主张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职务。 总之，即使习近平坐不上大位，单单担任国家主席的话，也一定会成为一个对党务大权有相当大掌控力的领导者，而不会真正沦为虚位者。

4李克强的四种出路

在中共权力体系中最重要的就是三驾马车。 最高领导人，政府总理和党务总管，一个人什么都管，他有两个副手，一个管政，一个管党。 李克强现在极有可能接任的是政府总理，当然也有问鼎最高领导人的能力。
如果李克强能超越习近平重新成为总书记人选，那么就会出现上文习担任国家主席的情况。 李克强现在担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唯一的一个副组长，（组长是温家宝）也是历史上第一位出任三峡建委主任的副总理（从1993年到2008年，三峡建委主任一直由总理兼任），可以说实权相当大。 温家宝实际上已经开始把许多权力交给副总理，而李正是首当其冲。 李克强曾经操刀过“大部制改革”，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成效，部门利益的巨大掣肘，使得任何改革都举步维艰。 未来两年，李克强能不能利用自己国务院的平台干出政绩，对于能否问鼎总书记有很大影响。 然而决定他能否反客为主，重回接班人地位的，还是江、胡两大派系之间的实力对比。
李克强上上之选自然是接任总书记，除了接任总书记以外，接任总理也是上选。 对李克强而言，接任总理比接任国家主席要有利得多。 一旦他担任总理，他就是中国经济唯一的大管家，顺理成章地接管全部经济大权。 如果他不接任总理，而担任国家主席的话，他寻找半制度性权力的空间则是最令人好奇的。 当前中国国家实力陡增，在国际舞台上风头正劲，作为国家主席，在外面就是The President，能够出席大量的外交场合，要揽下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的位置也不无道理。 另一方面，他原来就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很有可能会要求出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是中共最高的财经决策机构，其组长往往不是由国务院总理兼任。 赵紫阳、江泽民都曾亲自担任过这一小组的组长，如果李克强接任国家主席，要出任这个组长职务，也是名正言顺。 当初刘少奇也曾以国家主席身份主管经济调整，如今李克强仿先例，也不是不可。
似乎这样说来，李克强当国家主席对他而言并不是个差的选项。 但事实上，对于他而言，国家主席的经济权力毕竟不像政府总理一样是宪法赋予的，一旦当上了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要求财经大权，必然和国家主席掌握的财经权力之间出现冲突。 而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又不是上下级关系，（注意，在国家主席不是总书记的情况下国家主席是不能领导国务院总理的）这必然会使得他自己的实权大打折扣。 况且如果他担任国家主席，最有可能出任总理的是王岐山，王岐山本来就是一个很强势的人物，一旦当总理绝不会是一个对李克强服服帖帖的人。
李克强最好的结果、次优的结果、中等的结果都说了，还有一个最劣的结果，就是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人大委员长是个非常清水的部门，位高但是权不重。 他自己是学法律出身，别人要让他担任立法机构负责人，自然会有很多理由。 希望他推动立法工作的进步，制定许多法律，填补现在最重要的法律空缺，如税收和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使财政部和发改委的权力受到法律的限制，或者推动新闻法立法等等。 但事实上，即使他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并且具有锐意改革的思维，他也不可能把这个改革以一己之力推动下去，周围的阻力一旦很大，他是无法招架的，因而也只有顺水推舟。 如果做一个这样的人大委员长，显然不符合他的性格与愿望。

5王岐山——最可能留在国务院

王岐山是姚依林的女婿，但是也是中国高层领导人中众所周知的开明派。 他的经历非常传奇，从一个历史专业的学生，到专注农村经济研究，再到后来成为活跃的青年知识分子，（甚至参与过编写后来被禁的“走向未来丛书”），成为经济专家和金融改革的倡导者。 他曾经参与过呼吁中国证券交易所的成立，又曾亲自担任过建设银行的老总，他还是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的末代主任，并有着广东、海南、北京等地的地方主政经验。 他的简历丰富而出彩。
中美战略对话机制现在已经升格，他作为中方代表团团长，在国际舞台上的表演比任何其他领导都要亮眼。 他是金融、外贸、商务等领域的主管，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尚未过去的时间点，作为全球拥有最多外汇储备国的金融大管家，他在国际上引人关注的程度极为炫目，以至于有很多人感觉他已经在力压李克强，有要继任总理的架势。
王岐山被称为救火队员，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让人联想到前总理朱镕基。 相对于李克强，他显然更像朱镕基，更像中共传统意义上的总理形象。 他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秘书长，还是上海世博会相关事宜的负责人，甚至还出任中央审计工作小组组长等，显示出他多面的工作能力，以及在国务院中极为关键的地位。 虽然他排名在主管农业的回良玉和主管关键行业（主要是工交垄断企业）的张德江之后，但他在国务院中，和李克强构成了副总理中具有驱动意义的双引擎。
一般人认为，只要李克强不担任国务院总理，国务院总理就非他莫属。 的确，如果李克强担任了总书记或者国家主席，或者人大委员长，在剩下的张德江、王岐山二位中间，王岐山无疑是最适合担任总理的人选。 即使李克强留任总理，常务副总理的位置也非他莫属，如果李克强担任总理的话，王岐山成为他的副手也是理所应当。
王岐山是不是可能前往人大、政协任职呢？ 这就有很多因素的影响了。 （后面有详细分析）

6扑朔迷离的人大政协

在可能留下来的各位常委中间，有许多人看起来都可以成为人大委员长和政协主席的人选。 拨开总书记国家主席和总理职位，我们再来观察谁有希望入主人大和政协。
如果习、李分别是总书记、总理的话，王岐山担任常务副总理可能性很大，反而担任人大、政协负责人的可能性就很小了。 他作为难得的实力干将，不在国务院的第一经济战线实在可惜。 如果张德江不退休的话，他出任人大委员长倒也合适，而且一旦他占据了人大委员长的位置，王岐山要进“两会”也只能屈居政协，这肯定不是王岐山所愿。
关于张德江能不能继续留在政治局，各方有着完全不同的态度，笔者以为，张德江可能留，也可能不留，留下之后最佳的位置无疑是人大委员长，作为国务院排名第三的副总理，他的职位正好和当年的吴邦国对应。 然而，如果李克强当了委员长，他就只剩下政协的位置了，对于安置他来说，政协的位置也是不错的。
如果他不留任人大委员长，王岐山担任人大委员长的可能性也存在，王岐山担任人大委员长优势在于可以留出一个常务副总理的空当，尤其适合团派安排一个他们中意的人选。 俞正声、张高丽、薄熙来、汪洋都是地方大员，看起来也不大像担任人大委员长的合适人选。 但是他们却都有可能成为政协主席的人选。
在我们列出的11个可能成为下一任政治局成员的现任政治局常委中，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1945年出生的和1955年出生的各有两个。 1945年出生的刘延东、俞正声父亲都是高干，而1955年出生的李克强、汪洋都是团派，是不是通过调整退休年龄的方式来让团派和太子党做出一个交换，其实也值得观察。 如果李克强和汪洋2022年不退休，他们对于第二十届政治局的主导力会非常强，这可能是另一部分人不愿意看到的，所以用俞、刘二人来换不是不可能。
而刘延东和俞正声一旦留下，又都非常适合担任政协主席。 刘延东的父亲刘瑞龙，是农业部常务副部长，奠定了她红色后代的身份，更重要的是，她的父亲是江上青的入团介绍人，因而她和江泽民有着特殊的关系。 同时，她还和李克强等人共事，担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主席，可以说她一人集太子党上海帮团派于一身，像她这样左右逢源的政治人物，可以说是非常罕见，这就是为什么笔者看好她政治前途的一个原因。
她担任过统战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现在又已经是位列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之列，可以说升任政协主席，也只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如果真正出现政治局的调整，由非常委兼任政协主席，那么她成为政协主席更有希望。 俞正声现任上海市委书记，从历史上来看，政协主席往往有地方大员背景，譬如李瑞环曾任天津书记，贾庆林曾任北京书记等，以俞正声的资历，担任政协主席也是适合的。
当然，外界对俞正声、刘延东并不是特别看好。 他们两个人是否会因为非年龄原因提前退休，还是个未知数。 现任天津书记张高丽也没有到退休年龄，而且他年龄相对小，生于1947年，也不是没有出任政协主席的可能。 因而根据我们上述的分析，张德江俞正声刘延东和张高丽，都有可能成为新任政协主席。
汪洋和薄熙来会不会竞逐政协主席呢？ 个人认为，他们两个人都不倾向于担任政协主席，汪洋担任政协主席的可能性比较小。 而薄熙来担任政协主席，也并不是很随他自己的愿。 当然，当什么官不是以一个人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他们要是真入主政协，大家也不会太意外。

7党务总管谁来当？

有许多人觉得令计划要出任新的党务总管，个人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 外界往往把令计划和胡锦涛的关系比作曾庆红与江泽民的关系，这是很有道理，但并不意味着令计划能够顺利地担当党务总管一职。
所谓党务总管，前面已经提到过多次，就是中共最高的党务官僚。 一般会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中央党校校长。 在把曾庆红和令计划作比的时候，不要忘了曾庆红在担任党务总管之前曾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而令计划没有这一重身份。 而且曾庆红虽然曾担任过中央办公厅主任，但在1999年以后就转任了中央组织部部长，令计划也应该不会在近期得到转任中组部长的机会。
而且最大的障碍是现在可以留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太多，一旦令计划要占据这个常委席位，则会让更多的人陷于被动，以现在胡锦涛和团派的政治实力，应该不会做这样的安排。 更何况，现在这个位置最有资格占据的是李源潮。
李源潮是团派的一员干将，他有着复旦的数学学位，后来又师从厉以宁拿到了北大的经济学硕士。 他还曾经到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做短期交流访问，因而被视为中共高层中开明进取而富有国际观的一位。 他本人曾经担任过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在团派中远比令计划名正言顺。 后来在南京书记、江苏书记任上政绩显著，因而被普遍看好。
历史证明，中组部长是离党务总管最近的人。 历任的中组部长如果晋升，一般有两种前途，一种是出任党务总管，另一种是担任中纪委书记。 总结历史的经验，转任中纪委书记的，大多是因为党务总管的位置留给了下一任总书记，譬如尉健行当中纪委书记，因为胡锦涛是党务总管，贺国强担任中纪委书记，因为习近平是党务总管。 下一任的党务总管不会为2022年的总书记预留，因而李源潮接任是理所应当。 如果他不接任这一职位而去接中纪委书记，由令计划来接党务总管，可能性比较小。
另一方面，令计划非常年轻，1956年出生，他理论上要到2027年才退休。 这和曾庆红不同，曾庆红2007年就已经年龄到杠了。 令计划和曾庆红的任职期虽然只差10年，但是他们的年龄却相差4个政治周期（5年一个），所以笔者认为令计划最有可能的前景是下一届进入政治局，担任中组部长，到2017年升任中纪委书记。 2022年如果不退休的话，可以再做一届党务总管，为到时候的新总书记保驾护航。

8汪洋刘云山何去何从？

现任的广东书记汪洋曾任重庆书记，无论如何，相较于薄熙来，他所处的政治地位是有利的。 下一届他能否进入政治局常委会？ 这是大家都很关注的事情。
对于汪洋而言，最理想的莫过于王岐山当总理。 因为王岐山一旦出任总理，他就有一个常务副总理的缺，而王岐山到2017年就年龄到杠，他作为常务副总理就可以理所当然地继任总理，绝对是上上之选。 如果总理不是王岐山而是李克强，那么他连在2013年出任常务副总理的机会都很渺茫。
上面已经提到了人大、政协，汪洋这个人原来就在国务院系统，担任过主管常务工作的副秘书长，对于他而言，回归国务院一定是个好选项。 如果李克强当总理，王岐山担任常务副总理，他有可能不进政治局常委会，而在常委会外担任排名第二的副总理，一旦王岐山退休，他还是可以填王岐山的缺，在2018年到2023年担任常务副总理。 如果出现李克强当总理，王岐山又去了人大政协的极端情况，那么汪洋还是有希望担任常务副总理的。
除了回归国务院，汪洋也有其他的选择，但是其他的选择对于他而言，未必最优。 中纪委书记的位置，他也不是没有可能担当，但是和他本身的能力、风格相差太远，因而可能性比较小。
刘云山和李源潮可以说是让人看得最清楚的两个，因为刘云山1947年生，年龄没有到杠，又在整整十年的时间里担任中宣部部长，由他接任新的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主任和中央宣传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基本上是顺理成章。

9中纪委花落谁家？

由于中纪委是主管纪律检查的机构，是一个非常尖利的政治利器。 当年吴官正主掌中纪委，胡锦涛把中纪委用得得心应手，就是因为吴是胡坚定的政治盟友。
因而中纪委书记的人选一定是各方激烈争夺的对象。 俞正声、张高丽二人入主中纪委的可能性比较大。 张高丽普遍认为有着浓厚的江系背景，又因为他出身石油行业，被认为与曾庆红有很紧密的瓜葛，后者曾担任中国“石油系”第一代掌门人余秋里的秘书。
从现在的情势看来，李克强、李源潮和汪洋都有可能成为实权颇大的人物，一旦李源潮出任党务总管，依循中共惯例，应该会有对立派系的人执掌中纪委以作为平衡。 譬如十六届政治局中，党务总管曾庆红，中纪委书记吴官正，正好是一江、一胡，如果这一惯例不被打破的话，张高丽担任中纪委书记是顺利成章。

10薄熙来的三种未来

薄熙来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在大连任上崛起的政治新星，然而他后来的仕途发展并不是十分迅速。 在现在的政治局委员中，他直到2007年年底才第一次出任地方党委书记，比起其他人早已经过许多省份的党委书记历练，他的经历要单薄得多。
也正是如此，他在十八大的竞逐中一开始就居于比较被动的位置。 这也正是他在重庆要急于挽回后发劣势，力图及时改变其落后境地的原因。 从我们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薄熙来要成为政治局排名靠前的常委，基本上没有什么希望。 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李源潮“四大天王”，会把持最重要的部门和权力，已经势成定局，他要打破这个既有格局，实在是难上加难。
中纪委书记的位置拿给他做，以他在重庆的作为和他历史的表现，大家应该都不会太放心。 而常务副总理的席位，王岐山和汪洋所处的竞争地位也比他有利，而刘云山又基本上铁定会继任李长春留下的中央文明委的缺，那么对于薄熙来而言，即使能进入政治局，最多也就是排名末位的政法委书记了。
除了政法委书记，其中一种可能是不进入政治局常委会，但是回调中央。 担任排名不是第一的国务院副总理（在11个常委的情况下当然也可以进常委），或者担任中宣部长。 薄熙来有着非常好的媒体资源和公关意识，在重庆也大搞“唱红歌”运动，因而担任中宣部长似乎也正符合他个人的特色。
当然，对于他这样的不甘寂寞的角色而言，如果真的当不上政治局常委，地方党委书记未必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上海书记和广东书记，都是他理想的地方。 只不过从现在情势看，要把上海、广东两个书记的位置留给他做，并不是特别现实。 韩正当市长已经七八年了，如果说社保基金案到此为止，那么他也不是不能转任书记。 至于广东书记，坊间传言是现任四川书记刘奇葆将会填补的空缺，从现在的情况看，以刘奇葆的团派背景，又在川经过地震这件事，“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让他主政广东进入政治局，也应该不无道理。

结论：这篇文章基本上对十八大的人事布局和前景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但是也不是面面俱到，政治局常委的职位分析比较具体，而政治局委员的分析就不太完整。 涉及到十八大还有许多重要的人物，譬如说公安部长孟建柱，只是由于现在的政治局常委会僧多粥少，他基本上要进入中央政法委，会比较困难。 另外又如新任新疆书记张春贤，下一届进入政治局基本上也是铁板钉钉的。
文中一开始就分析到中国政治的特点，因而在两年的时间里会出现多少变数，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这篇文章的分析到两年后是不是还能站得住脚，也只能是时间来检验了。

七夜 雪

一部很短的武侠小说，被我读了三年多；今天才发觉，读完了。
三年前，我很闲，便去读金庸的武侠小说。我不是一个有钱人，也不大舍得花钱去买书。可是当我看到书摊上卖10块钱一本的《神雕侠侣》时，还是动心了。读了近一个月，读完了《神雕》之后，便又去找小说看。
只是不经意间，看到一本《今古传奇-武侠版》，便在路边买来回来。便是从这里开始，我读了《七夜 雪》。
说实在的，我到现在还一直以为这部小说当叫《七夜 雪》，而不是七夜雪，说来真是好笑。只是因为当初看到小说名字的时候是分开的。而现在，网络上多数叫后者，可能便于编辑吧。
当时买的连载，我只有一本，于是这小说也只读了上篇，而之后用心去读《射雕》，便将这部小说搁下了。或者说，忘记了；因为开始的时候，没有给我什么深刻印象，虽然读起来很有意思，可是在我看来，由于不是“纯武侠”（有瞳术），我也没怎么放在心上。只是觉得霍展白很可怜，薛紫夜很可爱而已；不过当时的薛紫夜，也还没有表现出全部的特色，因为读到一半，便不读了。
在翻起时，便是半个下午，加半个晚上，便完结了；所以这个小说不能算太长。未读完的时候在评论里看到“只是霍展白和薛紫夜阴阳相隔”，我那一个纠结啊！
或许，我看小说不是为了什么大的目的，只是自己的感动。

谷歌事件中令我失望的知识分子【转发】

谷歌事件中令我失望的知识分子 曲飞/文




谷歌败退中国大陆，民间反应，哀悼者称快者不一而足，官方反应则一如既往地整齐划一：欢呼帝国主义经济渗透文化侵略遭到可耻失败，大有当年别了司徒雷登之势，只是加了个“表示遗憾”之类的言辞，装一装深沉。这类言论中的民族、民粹主义泡沫忽略不计，单说持此论者看起来最清醒最言之成理的一条观点：外国（跨国）企业不可在驻在国寻求超乎法律的特权。

这个观点本身是绝对正确的，也是国际通例，比如前一段看足球，忘了是皇马还是哪个队，胸前的广告是博彩公司的，结果到了另一个禁止博彩广告的国家打客场，就得乖乖换上不带广告的球衣裸奔。同理，我国的法律禁止贩毒、贩卖人口，如果谷歌在中国挑战这些法律，我也会抵制他们，如果有去他们门口抗议示威的，我也可能会参加（挑头我肯定不会）。但是谷歌“挑战”，或者说不能接受的是哪条法呢？是中国的互联网审查制度（传闻中的盗窃Gmail信箱事件未经证实，姑且不论）。

确切地说，既然是全国实施的制度，那么谷歌连这条也应该遵守，但这话在不在理也应该由国家机器来说，知识分子随声附和之前，应该考虑清楚下列几个问题。

第一，法律环境

我朝——请原谅我用这个戏谑的称谓，但看看现在庙堂上凭血缘关系身居高位的门阀势力，确乎有点王朝社会里“高门无下品”的意思了——的法律环境是何等样的呢？打江山时候的合法性问题就不提了，坐上江山之后60年不民选，只是单方面擅自宣称代表这代表那，这种情况下打出来的法统是不是过了有效期，这里也暂且不论，就说当下的法律执行环节的情况。

或者再简短点，就说本世纪的，从孙志刚算起，黑砖窑、俯卧撑、“躲猫猫”、杨嘉、“石首”、毒奶粉、邓玉姣、70码、唐福珍、“喝开水”……这些年来这类权力机关涉嫌违法，或涉嫌包庇违法者的恶性事件，我这样埋首故纸从不看社会新闻的都能随手列举出这么多，这还是爆出来的，被压下去的更不知凡几，要全列出来恐怕得写好几个G。

至于不那么恶性的，领导看个病要包医院，看个电影要包场，压个马路都要封大街，违章停车被警察询问，不掏驾照却掏人大代表证……小民看不见的特权更不可胜数。像这样凭借公职对社会资源的非法占有，其对法律和公众的负面影响，要比1亿个谷歌都严重。

所以，强调法律原则的，如果是官方身份，何不检醒一下，以自己（此处自己一词指其所在的利益集团）“逍遥法外”的一贯表现，要求别人“有法必依”时，凭什么理直气壮？如果是非官方的知识分子，何不看清楚，违法、枉法的最大毒瘤为谁？如果说谷歌违了法，那好，窃钩者诛也就诛了，那么窃国者呢？我们就任其诸侯？在贯彻法律、维护法律尊严方面，何不“让领导先走”？

第二，法律的合法性

我没受过法学训练，也没自学过相关知识，“法律的合法性”这个自创的提法，怕是要贻笑方家。

但我确实听说过，《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在中国司法权所及的范围内，不能有任何法律法规政策条例之类的东西，与《宪法》相抵触。这样的表述，根据我的理解，就是说，《宪法》上规定我可以做的，你不可阻止我做，否则就是你违法, 不管你是政府还是谁；这样的表述，根据我三十年使用汉语的经验，我想不出还有别的理解方法。

但现实是，权力者不但滥用干涉法律、超然于法律的特权，还滥用法律解释权。行使《宪法》赋予的集会自由权，必会被说成非法集会；行使《宪法》赋予的游行自由权，必会被说成非法游行；行使《宪法》赋予的出版自由权，必会被告知“领导有‘不让你出版的自由权’”（韩寒语），听说，过一段行使《宪法》赋予的信访权，也要被按非法信访论处了。

没办法，“解释权归本店所有”，霸王条款都是跟这儿学的吧？

李敖来北京演讲时说他研究过，中国的《宪法》是所有宪法中赋予公民权力最多的。但这些权力还都停留在纸面上。这么搞，搞得《宪法》就像方便面，我始终认为，在中国，方便面是最能代表宪法精神的东西，方便面包装袋上，山珍海味，什么都有，打开之后最多有点压缩的肉屑菜末，方便面与《宪法》的神似之处就在于此。

在行政干预面前，根本大法于是成为无用之物，根要适应枝干。《宪法》在那些衍生于他的次级法面前抬不起头，《宪法》很无奈，《宪法》说：“不要迷恋哥，哥只是传说。”

回到谷歌这事，我们编《宪法》那会还没互联网也没谷歌，后来几次修宪，净关注接班人问题、路线问题什么的了，好像确实没提到要给公民网络自由权。但是，似乎也没禁止，而且，网络自由的意义在于传播信息、表达思想以及共享资源，这在精神上与《宪法》赋予（但事实上没有）的出版自由、言论自由是一致的，也是现在这个时代公民应当享有的权力。法律暂时没给的权力，比如网络自由，我个人可以暂时先不要，但这个权力是早晚必须给公众的，法律要尽快完善，尽快给，法律不能只为了方便权力者侵吞国有资产而修改。

所以，在谷歌事件中强调法律的知识分子没错，但如果只提其“违法”，那是没把话说全，对思辨能力不足的受众，是不负责任的。古时候的知识分子讲究为生民请命，想来今人也该在这方面致力一二，比起给官家当“护法使者”，这应该更有价值。

第三，媒体、知识分子应当何以自处

我朝也天天说着要建设法治社会，但其实是天天想着法儿治社会。这点我们多有察觉，却只能徒呼奈何，何故？

又说到了当年的雄文《别了司徒雷登》，里面有一句话，大意是说，在美国有一类人是真正有力量的，那就是美国人民。大意，我没查原文。

要不说毛主席就是明鉴万里，在美国，有力量的确实是人民。但美国人民虽比中国人民高点壮点，也没有三头六臂，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同样是血肉之躯蝼蚁之民，他们是如何有力量的呢？这其中的关窍毛主席藏下了没说。

这固然是很深的问题，但简要言之，可以说是因为美国（西方）的权力结构是多元化的，也是相对透明的（没有绝对透明）。实现这些，制度方面靠的除了三权分立，还有被称为“第四权”的媒体监督。

昔吾朝之肇造也，有儒人黄炎培等谒太祖于潜邸，问道曰：“一国家一政党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我朝何以跳出王朝兴替轮回？”答曰：“让人民监督政府”。
人民又如何能监督红墙白宫壁垒森严的政府？他老人家没说，也难怪，猫教老虎，确需留一手。但这秘诀说穿了也没什么，正是自由的媒体，让“人民监督政府”成为现实可能，是媒体把权力者裸承在公众面前。
我朝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媒体圈的知识分子，我觉得希罗多德《历史》里说爱奥尼亚人的一段话简直可以作为写照，“如果把他们看作自由人，他们就是世界上最懦弱的人；如果把他们看作奴隶，他们就是世界上最驯顺的奴隶”。包括我在内，每当司礼监的上谕颁发下来，我就深深体味到希翁透过两千多年时空投来的鄙夷。

我朝媒体人的失位，使得权力可以不受监督地自行其是，贻害包括媒体人自己在内的社会公众，这是媒体人的失职。

谷歌是企业，不是圣人，其逐利属性是第一位，这毫无疑问，其退出或许主要也是从商业层面考虑，但作为网络媒体，在承担媒体应有的社会责任这一方面，谷歌足堪令国内同侪汗颜。有些时候，谷歌对我们家丑外扬，我也不免民族主义虚火上撞，但仔细想想，正是我们国内媒体人的不争气，才造就了谷歌的鹤立鸡群，也正是行之有效的媒体监督，才能保证家丑不会一幢一幢地冒将出来，所以，不是谷歌爆出的东西太多，而是像谷歌这样能够爆出东西的媒体太少。如果国内的同类网站能有谷歌的水准（不说技术上的），那谷歌他爱走就走，鬼才当回事。

你

从来没有见过你，第一次听别人介绍起你。
在我的小小心里，你是那么的新奇。
觉得，你很陌生，又很有趣，或者有点俏皮。

那一次，在回去的路上，见到了想象中的你。
短短的头发，暗含的笑意。
匆匆的走过，似乎蕴藏着无穷的旖旎。

而之后的我，却不知道如何才能邀你出去。
这边是我的生活，那边是你的不可及。
无数个夜里，不知不觉的想起了你，挥之不去。

不知道是我，还是你，最终鼓起了勇气。
那个回去的路上，充满了大家的笑嘻嘻。
当然不乏，我和你。

一次又一次，你和我出去。
久久的，我盯着兜里的手机。
而心中，却只有你的笑意的顽皮。

仿佛，我是你，你也是我，的唯一。
而我们，正如你我所想的那样如胶似漆。
却不知道，你我之间的距离。

你，依旧是含笑的短发，点点的俏皮。
我，还是三年前你心中的“你”。
而我和你，却仿佛，再也不是我和你。

又是一个下着雨的夜里。
又一次的我和你。
而这一次，却下到了我与你脆弱的心里。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离开我的，还有你的俏皮。
我的心，真的碎的，如同玻璃。
而那天清晨，你红肿的眼眸，仿佛也没有了笑意。

看到你的眼眸，痛却在我心里。
那时伤心的，不知是我，还是你。
我真想冲过去，说我恨你。

我恨你，我恨你，其实，我只想忘了你。
我再也不想抱起，痛哭的你。
而它，却弥漫在我的心里。

那样一个清晨，我却又一次遇见不该遇见的你。
依旧是在，仿佛已老去的校园里。
而这一次，你的回眸，却浮现于面前，暗暗的玻璃。

与妻诀别书

与妻诀别书
作者：林觉民
清宣统三年辛亥年三月二十六（格里历1911年4月24日）作。

意映卿卿如晤：

　　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竟书而欲搁笔！又恐汝不察吾衷，谓吾忍舍汝而死，谓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为汝言之。

　　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膻，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语云：“仁者老 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啼泣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 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

　　汝忆否？四、五年前某夕，吾尝语曰：“与其使我先死也，无宁汝先吾而死。”汝初闻言而怒；后经吾婉解，虽不谓吾言为是，而亦无辞相答。吾之意，盖谓以汝之弱，必不能禁失吾之悲。吾先死，留苦与汝，吾心不忍，故宁请汝先死，吾担悲也。嗟夫！谁知吾卒先汝而死乎！

　　吾真真不能忘汝也。回忆后街之屋，入门穿廊，过前后厅，又三、四折，有小厅，厅旁一室，为吾与汝双栖之所。初婚三、四个月，适冬之望日前后，窗 外疏梅筛月影，依稀掩映。吾与汝并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及今思之，空余泪痕。又回忆六、七年前，吾之逃家复归也，汝泣告我：“望今后有 远行，必以见告 ，我愿随君行。”吾亦既许汝矣。前十余日回家，即欲乘便以此行之事语汝；及与汝对，又不能启口。且以汝之有身也，更恐不胜悲，故惟日日呼酒买醉。嗟夫！当 时余心之悲，盖不能以寸管形容之。

　　吾诚愿与汝相守以死。第以今日时势观之，天灾可以死，盗贼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辈处今日之中国，无时无地不可以死， 到那时使吾眼睁睁看汝死，或使汝眼睁睁看我死，吾能之乎？抑汝能之乎？即可不死，而离散不相见，徒使两地眼成穿而骨化石；试问古来几曾见破镜重圆？则较死 为尤苦也。将奈之何！今日吾与汝幸双健，天下之人，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计；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顾汝也。

　　吾今死无余憾，国事成不成，自有同志者在。依新已五岁，转眼成人，汝其善抚之，使之肖我。汝腹中之物，吾疑其女也；女必像汝，吾心甚慰。或又是男，则亦教其以父志为志，则我死后，尚有二意洞在也。甚幸！甚幸！

　　吾家日后当甚贫；贫无所苦，清静过日而已。吾今与汝无言矣！吾居九泉之下，遥闻汝哭声，当哭相和也。吾平日不信有鬼，今则又望其真有；今人又言心电感应有道，吾亦望其言是实。则吾之死，吾灵尚依依汝旁也，汝不必以无侣悲！

　　吾爱汝至。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卒不忍独善其身！嗟夫！纸短情长，所未尽者尚有万千，汝可以模拟得之。吾今不能见汝矣！汝不能舍我，其时时于梦中得我乎！一恸！

　　家中诸母皆通文，有不解处，望请其指教，当尽吾意为幸。

　　辛亥三月二十六夜四鼓　意洞手书

P.S.: 这部作品在1923年1月1日以前出版，其作者林觉民于1911年在广州起义中逝世，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

林觉民（1887年－1911年），福建省福州市人。字意洞，号抖飞，又号天外生。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为黄花福州十杰之一。

* 1902年考入福州全闽大学堂文科；
* 1907年毕业，考入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文科攻读哲学；后参加同盟会；
* 1911年，参加同盟会广州起义，受伤被捕，从容就义。遗体后被安葬在广州黄花岗，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他在参加起义之前，给新婚妻子留下一封著名的《与妻诀别书》。中文课本常选该文为范文，如中国大陆高中语文课本及台湾国中中文课本、香港会考中文课本等。
* 林觉民的故居位于福州南后街杨桥路口，现为福州市辛亥革命纪念馆。
* 著名书法家、政治家林长民是林觉民堂兄，林觉民也是中国著名建筑师林徽因的堂叔。